历史文献与人类学的历史渊源

　　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历史学有着难以拆解的渊源。随着人类学对历史关注程度的变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分野—融合，历史文献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几经浮沉。

　　到20世纪中叶，人类学已经不满足于研究简单社会，试图转向“复杂文明社会”。同时，人类学家也逐渐认识到，要理解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文化现象，不能剥离其历史源流。结构—功能学派关于“人类学的此刻”的假说受到质疑，《努尔人》的作者埃文思—普里查德指出，即使是处于十分偏远地区的部落，也有自己的历史，也会受外界的影响。只强调共时性而忽略历时性，妨碍了深入地理解和解释社会的发展变化。历史文献由此重回人类学的著作。但是，尽管意识到历史的作用，人类学家对于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运用仍嫌不足。费孝通在重读旧作《江村经济》后坦言，对于历史材料，只用了极有限的几处，是件遗憾的事。

　　之后人类学与历史学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合流趋势。人类学家发现，“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发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怎样被历史文化构建，同时又是怎样去构造历史文化的。”而历史学也在发生“人类学转向”，即从关注特定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之政治史，转而关心普通人的态度和信仰。对于人类学者而言，历史学家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考证内容成为极为重要的资源，而用文化的镜头来关照和解读历史文献，已经发展为一门新兴的人类学分支——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对历史文献的特殊需求

　　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断过几十年。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恢复后，面临着与国际接轨和本土化的双重任务。而无论是与国际接轨还是本土化，重视并运用好历史文献将是有益的。

　　但是正如之前的汉学家感到的困惑，中国是有文字的复杂社会，民族志的微观性和个别性显然力不从心。因此，要研究中国，要历史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坚持民族志方法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文献显得十分必要。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有充分的论述：“——要读这部历史，得有历史学者和考古者从文字和实物中得来的关于过去情况的知识作为补充。至少我认为今后在微型社区里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家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办法是和历史学者合作，使社区研究，不论是研究哪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

　　中国是世界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传统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一方面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的历史文献大部分是经过文人或者精英“淘洗”过的“大传统”，其间隐含着一整套强大的话语体系，研究者稍不留神便会陷入其中而失去人类学的立场和眼光。

　　就本土人类学而言，在充分利用已经整理的历史文献的同时，还要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发掘和收集佚失在传统史学理解之外的文献。也就是说，除了代表主流的、官方的正史、方志、档案之外，野史、笔记、神话、传说、文学作品、民间故事、图画、族谱等一切文本化了的历史遗存，都应该是人类学理解中的历史文献。

　　人类学研究对历史文献的改造与贡献

　　作为记录和解释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的产出就是文本化的历史文化。因为记录和解释一旦发生，就将形成历史文献，无论这种记录和解释是使用文字、图片、戏剧、DV还是其他任何方式。而人类学对于历史的关注及其独特的视角，注定将改造和丰富传统的历史文献。

　　1、人类学家丰富的民族志知识、经验和理论刚好能对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文献做结构的、复合的解释。“历史无可挽回，但是对历史的陈述不会被垄断。”人类学者的视角不仅用来重新阐述历史，也将对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分类另造出一个体系。

　　2、人类学的田野观察，从根本上讲，就是将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意会却无以言表的东西展示出来，将以往被“文字历史”排除在外的“小传统”文本化，这种展示不仅丰富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也将丰富历史文献的内容和类别。

　　传统史学视野中的历史文献，是经过文人或者精英“淘洗”过的“大传统”，其缘由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大传统——它不同于小传统，因为经过了一道选择和加工的过程，选择和加工过程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雅驯与否是选择的标准，——这些掌握着文字的人就通过‘难言之’把这些不雅驯的东西排除在以文字为符号的信息系统之外。”

　　而人类学的田野观察，不仅提供了人类学者走进社区的个人观感、体验的文本，还运用了多种参与式方法和手段，协助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人们用文字之外的方式来陈述自己理解的历史和现状。传统意义上“不雅驯”的东西由此有了展示的空间，并且不仅有研究者(外来者)的视角，也有研究对象(局内人)自己的选择和表述方式。

　　2006年6月来自德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在黔东南州府凯里举办了一期培训，培训的内容就是各种将从未见诸文献的隐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知识”文本化的方法。在现今的技术条件下，文本化的方式可以是画图、拍照片、拍摄DV、标本制作、实物展示等等，这些文本化的“传统知识”，将会成为历史文献中新的门类。

　　本土学者张晓、张寒梅所做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就是将苗族妇女口传的历史文本化的实践。

　　结论

　　人类学与历史学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显著。对有文字历史传承的复杂社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的人类学研究，需要参照“既有文献中的历史”，也需要拓宽文献收集的视野。人类学研究的行为本身，也将产出历史文献新的体系和门类，为历史学提供新的资料和证据。

　　中国史上对“文献”一词中的“献”，理解为“贤者之言”，也即是说，除了见诸文字记录的东西，还有重视口传历史的收集。只是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坚持。同时，这一见解也表明，传统史学对于文献，只注重“贤者之言”，普通人的见解，一般不会进入文献的体系中。而人类学从田野中获得的鲜活的、草根的知识，正在填补这个空白，从而丰富着人们对于历史的观感，甚至影响了历史学的走向——从传统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微观的历史、底层的历史、与外来影响互动的历史。

　　人类学与历史学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不断改造和丰富历史文献的构成和内容，给后人提供认知历史文化的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和资料。